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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焦長三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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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費請來“老娘舅” 浙江調解服務走出市場化新路

  打一場外觀設計專利侵權官司,要多久?答案是:一般情況下,普通程序自立案之日起六個月內審結。那打28場呢?

  近日,在杭州市余杭區(qū)共道云調解中心持續(xù)三個月的調解后,深圳市某科技公司與28個不同侵權主體的外觀設計專利侵權糾紛得以徹底了結。該科技公司收到14萬元賠償款,爽快地支付了3000元的調解服務費用,“這比打官司快,還讓人省心?!?/p>

  一直以來,人民調解不是公益免費的嗎?怎么要付費了?實際上,在浙江,“市場化調解”已悄然興起。

  以調解為職業(yè)

  3月13日上午9點,27歲的沈瑤隨著人群涌進杭州未來科技城樂佳國際大廈,開啟了新的一天。她法學本科畢業(yè),今年是她以調解為職業(yè)的第三個年頭。

  傳統的人民調解是公益性的,而沈瑤所在單位——共道云調解中心,一家民辦非企的社會調解組織,卻能提供“市場化調解服務”。

  包括沈瑤在內的133名調解員,大多具備法律專業(yè)背景,以調解為職業(yè),在意勞動報酬,也講職業(yè)情懷。一名17歲男孩在某游戲平臺充值2萬元后,家屬以男孩未成年為由要求某游戲平臺全額退款。沈瑤通過云工作平臺全程留痕展開調解,在告知游戲平臺關于未成年充值的法規(guī)及判例后,又提供了男孩家庭的低保證明及急需繳納大學學費的實際情況,成功為男孩家庭挽回90%的損失?!斑@份工作讓我掙得合理工資,也時常能幫到別人,它和老師、醫(yī)生一樣,是一項普通、正式而有意義的職業(yè)。”沈瑤說。

  記者了解到,傳統的人民調解員是通過“以獎代補”形式獲得補貼的,即所在地司法局對人民調解委員會受理調處的各類矛盾糾紛,根據案件數量、案卷質量、調處難易程度和調解結果等因素綜合考量并給予相應數額的獎勵。人民調解的優(yōu)勢在于化解鄰里糾紛、家事糾紛等民事糾紛,但對于專業(yè)性較強、疑難復雜的商事類糾紛的化解存在一定短板。而如今,浙江杭州、寧波、湖州等地已出現這樣一種調解市場化的現象,即政府部門、行業(yè)協會、企事業(yè)單位等向社會調解組織購買調解服務,重點化解商事類糾紛及部分疑難復雜的民事糾紛;這些社會調解組織招募和培育專職調解員,并為調解員發(fā)放工資。在發(fā)展較盛的杭州余杭區(qū),現有社會調解組織25家、專職人民調解員181名,已培育出“共道云”“橄欖枝三姐妹”“云尚”等調解品牌。在這些社會調解組織里,調解員是一份能夠提供利他解紛服務,也滿足自身利益的有意義的工作。

  解紛“生力軍”

  “這起知識產權糾紛,被告在安徽,我們已經與他電話溝通了17次。”沈瑤點開智慧云調解平臺案件列表中的一個案例,記者能清晰看到案件委派機構、進度以及每通電話通話時間、內容等。平臺右上角,是個綠色標示的云電話,調解員就是通過它與當事人溝通,并實現全程錄音。

  隨著社會矛盾的日益繁復及由此產生的調解需求,各級黨委政府積極搭建一體化解紛平臺,邀請多種調解組織入駐,發(fā)揮社會力量、市場力量化解矛盾糾紛;調解組織為達到入駐條件,往往會想方設法提高服務質量。譬如,余杭區(qū)共道云調解中心113名調解員,平均年齡27歲,且均有法學專業(yè)背景或從業(yè)經歷;西湖區(qū)智調非訴訟糾紛調解中心不僅要求調解員懂法律,還總結出了一套規(guī)范化、標準化、規(guī)?;恼{解流程……總之,與以往傳統人民調解員多為兼職、較年長,依據經驗和熟人社會開展工作不同,這些社會組織的調解員年輕、專職,且多具備法律專業(yè)背景?!皩I(yè)、高效”是它們在市場上占據一席之地的原因。

  早在2021年7月,經最高人民法院批準,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全國率先開展市場化解紛機制試點工作。今年2月,這項工作被最高人民法院評為全國法院十大最具創(chuàng)新一站式建設改革創(chuàng)新成果。杭州中院立案庭工作人員表示,市場化調解專業(yè)、高效,收費低于訴訟費且用時較短,調解成功后經司法確認同樣具有強制執(zhí)行力,還可選擇在線調解,方便、快捷,是解決糾紛的良好選擇。據統計,2022年,杭州法院特邀調解組織開展市場化調解共計收案57849件,約占全市法院訴前調解案件的三分之一。

  省司法廳人民參與和促進法治處相關負責人表示,在市場化調解尚未完全放開的情形下,具有資質的調解組織冠以“民辦非企”之名開展市場化調解,能彌補人民調解經費不足等問題,為社會注入解紛新力量,是有益的探索。

  記者了解到,杭州不少調解機構甚至打破地域限制,成為省內外的解紛“生力軍”。如余杭區(qū)共道云調解中心成了杭州、北京、義烏、寧波、南京、青島、廣州等地56家單位的解紛重要力量;西湖區(qū)智調非訴訟糾紛調解中心為浙江、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江蘇、福建、云南等約40家單位提供解紛服務。

  迷茫與希望

  據了解,余杭區(qū)共道云調解中心2022年度共調解案例64萬件,其中60%來自互聯網平臺,40%來源為政府部門,個人委托的極少;許多調解類社會組織業(yè)務甚至100%來自政府,具有強烈的區(qū)域依附性特征。這也是目前民辦非企調解組織面臨的難題:過于依賴政府引調。

  從事調解市場化工作多年,曾任西湖區(qū)智調非訴訟糾紛調解中心主任,現為西湖區(qū)祥平調解中心主任的劉志剛認為,只有當調解變?yōu)橄裰俨?、公證、律師服務等可選購的法律產品,才能真正實現調解市場化,而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

  市場化不充分,人們對調解員職業(yè)的認知就低。余杭區(qū)共道云調解中心主任卓澤有清楚記得,中心成立之初的幾次招聘,聽到最多的就是“居然還有專門招調解員的單位”“調解員不都是兼職嘛”等。據了解,當前,調解員雖已經正式納入《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(yè)分類大典(2022年版)》,但目前關于調解員身份的授予、等級評定、市場準入、收費標準等都沒有統一規(guī)定,調解員的職業(yè)化改革實踐是呈分散狀態(tài)的自我開發(fā)和發(fā)展?!拔覀兩踔僚龅竭^調解成功后,調解機構和當事人就調解費用討價還價,還有的當事人‘逃單’。”卓澤有說。調解協議是否具有強制執(zhí)行效力、能否得到司法保障,是當事人在選擇調解時最為關注的問題,也是未來調解發(fā)展的重要因素。

  “迷茫不少,但前景是有的。”卓澤有說。目前,杭州兩級法院與特邀調解組織建立了較為順暢的司法確認銜接機制,越來越多的網絡平臺、大型企業(yè)愿意為調解服務買單,由余杭區(qū)司法局開發(fā)的致力于推動糾紛化解市場自給自足、自行運轉的可信云調解數字系統即將全省推廣,尤其是浙江省出臺的《關于完善矛盾糾紛多元調解體系的意見》,釋放了構建多元調解體系、鼓勵適當為調解付費的信號,這些都更堅定了社會調解組織的信心。

  【記者手記】

  “市場化調解”也是調解的“一元”

  去年12月,浙江出臺《關于完善矛盾糾紛多元調解體系的意見》,著力構建優(yōu)勢互補、資源共享、高效協同的多元調解體系。筆者以為:多元調解,市場化調解這一“元”當占一席。

  以往政府部門主導下的人民調解、行政調解和司法調解,其無償特征是司法服務為民的生動體現。而隨著市場經濟的高度繁榮,傳統調解力量不充沛、高端商事調解組織發(fā)展壯大難等,使得群眾對高效、專業(yè)、權威性調解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。加強調解市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,提供與收費水平相匹配的服務是回應民之所需的體現;同時也能發(fā)揮價值規(guī)律作用,推動調解服務經費和質量雙方正向循環(huán)。

  事實上,對于市場化調解的探索,浙江不是個例。2021年5月,《上海市促進多元化解矛盾糾紛條例》明確探索設立市場化運行的調解組織,登記為社會服務機構、公司等的調解組織調解矛盾糾紛,可以收取合理費用;2021年年底,深圳市已建立市場化運作的商事調解組織5個;廣州市天河區(qū)人民法院2022年社會化有償調解機制共計引導10788件金融商事糾紛……市場化調解已在多地“發(fā)芽”。

  不可否認,作為新生事物,市場化調解仍存在諸多問題和爭議。譬如如何保障市場化調解的公信力?市場化調解收費標準怎么定?市場化調解調解員準入和管理由誰負責?據了解,目前我省市場化調解主要由“政府購買”,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調解的公信力;對于矛盾雙方自費調解,采取自愿原則,有一些平臺已出臺收費指導標準,但沒有統一收費標準。此外,這些開展市場化調解的民辦非企組織由所在地司法局主管,原則上不受人民調解法約束,由此也衍生出“缺乏統一行業(yè)管理規(guī)范”等問題。

  縱使如此,市場化調解悄然成為多元調解的“一元”已是不爭的事實。近年來,浙江各地政府也出臺政策舉措,引導和規(guī)范調解市場化發(fā)展。隨著市場化調解的逐步成熟和完善,人們將能有更多解紛選擇項,獲得更優(yōu)質調解服務?!?記者 肖春霞 通訊員 柯乃靖 徐康哲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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