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標題：哪顆“荔枝”更好吃——電影與劇集《長安的荔枝》對比賞析

　　一個多月前，很多觀眾剛剛看完劇版《長安的荔枝》。如今，這顆惱人的“荔枝”又在影院上映了。7月23日，大鵬率電影《長安的荔枝》主創(chuàng)團隊在杭州路演，收獲了觀眾的熱烈反饋。

　　從小屏幕到大銀幕，兩顆荔枝連番上桌，到底哪顆更好吃?

　　同一棵樹的兩顆果

　　及兩種手法

　　不論是劇集還是電影，《長安的荔枝》都改編自馬伯庸的同名小說。這部作品真正迷人的地方，在于它把一個小人物的奮斗故事包裹進一場“水果特快”的荒誕任務(wù)中。九品小吏李善德，肩負將嶺南荔枝送達長安的“不可能任務(wù)”，他不是大英雄，卻讓我們看見了生活中的“小強精神”：一邊被現(xiàn)實摁在地上摩擦，一邊還咬牙喊著“我可以再試一次”。

　　一個大家可能會忽視的事實是，因為觀看的方式和載體不同，電影常用“全片無尿點”來作宣傳語，而電視劇往往是需要“尿點”的——用“電子榨菜”下飯時，誰不會暫停一下呢?

　　從原著的體量來看，《長安的荔枝》天然更適合拍成電影。

　　電影前半段是講官場和職場生態(tài)的輕喜劇，后半段則更像是揭露政治和歷史殘酷的驚悚片。影評人藤井樹說，影版《長安的荔枝》像是一部古裝公路片，主角一直都在路上，而其他角色統(tǒng)統(tǒng)圍繞著荔枝轉(zhuǎn)運之事奔忙，“可以說影片專注于講好運荔枝這一件事，不著一處廢筆，高度凝練，一氣呵成?！?/p>

　　劇集是群像戲，像“燉鍋”，講究慢慢燉，細細煨：背景豐滿、支線豐富、人物成長空間大。李善德的身世背景、同僚權(quán)斗、家庭牽絆、制度痼疾，一層層揭開，觀眾可以慢慢體味。這種結(jié)構(gòu)決定了它的優(yōu)點在于細膩與厚重，但同時也容易因節(jié)奏拖慢而造成觀感疲軟。

　　而大鵬導(dǎo)演的電影則更像“高壓鍋”，講究敘事密度、視覺濃縮與情緒極致，要在有限的時間內(nèi)引爆情緒，釋放能量。李善德一路狂奔，不帶喘息。有網(wǎng)友說：“你根本來不及看荔枝熟沒熟，它已經(jīng)裝車出發(fā)了?！边@是典型的電影節(jié)奏，用快與狠抓住觀眾的情緒核心。

　　同樣的文本，在不同媒介中命運迥異，差別遠不止在節(jié)奏與時長，而是一場語言體系的重構(gòu)。

　　兩種風格，都是基于影視媒介語言的選擇，而非高下之分。

　　其實，同題材“劇集+電影”的模式，在中外影視界并不罕見，但是稱得上經(jīng)典的屈指可數(shù)。人們談?wù)撦^多的，比如，《傲慢與偏見》的1995年電視劇版和2005年電影版，一個細膩鋪陳、一個氣質(zhì)鮮明，各自精彩；再如，《福爾摩斯》有“英倫冷感”的劇版，也有蓋·里奇導(dǎo)演、羅伯特·唐尼主演的“燒腦解謎”電影版，各擅勝場。

　　“荔枝系”的人物重塑

　　與場景再造

　　不論在哪個版本里，李善德這個角色都撐起了整部作品的重量。他身上的“中層困境”——既要向上負責、又要向下承壓，既不甘心，又沒出路——準確勾畫了許多現(xiàn)代觀眾的心理投影。

　　一本只有九萬字的小說，很多人幾個小時就讀完了。如果不添加內(nèi)容并拍個幾十集，以這個豪華的制作陣容，出品方恐怕要虧到姥姥家。

　　劇版導(dǎo)演曹盾這次也不例外，以李善德運荔枝的核心任務(wù)為圓心，盡可能向外擴展敘事空間。其中最大的變化就是加入了岳云鵬飾演的鄭平安這條線：讓他作為臥底，打入政敵在嶺南的陣營，一邊搞諜戰(zhàn)，一邊報家仇。

　　這條線帶來了新人物和新故事，岳云鵬的表演也不錯?？上?dǎo)演在收束多條線索時有些顧此失彼，引發(fā)的后遺癥則是劇集后期被觀眾批“注水”。有個豆瓣網(wǎng)友說得挺犀利，“都看了12集了，感覺運荔枝這事也不是很急”。

　　當然，曹盾的特色在本劇中也發(fā)揮得淋漓盡致。比起單純講故事，他似乎更癡迷于還原和拓展馬伯庸筆下那個充滿細節(jié)、古今交融的獨特世界，尤擅營造“時代氛圍感”?！堕L安十二時辰》是這樣，《長安的荔枝》亦如此。

　　鄭玉婷在劇中“開局即下線”，引起不少觀眾不滿，但在劇的設(shè)定中，她仿佛更像一個精神象征，一個不可承受的回憶負擔。

　　而在大鵬電影中，她不僅活著，而且有名字、有行動、有臺詞、有愛有恨。這不是簡單的“搶救角色”，而是一種敘事重構(gòu)：她從“家庭創(chuàng)傷”變成了“夫妻合力”的一極，成為李善德抗爭系統(tǒng)不公的情感支點。那句“我嫁的是他，又不是長安”，瞬間戳中無數(shù)人的淚點。

　　值得一說的是，電影對“蘇諒”這一角色的動機也做了現(xiàn)代化重塑。他從小說中的“工具人”商人，變成了一個渴望家庭認可的弟弟，一個掙扎在家業(yè)繼承邊緣的“非主流繼承人”。這類“弱而掙扎”的人物，恰好貼合當代青年觀眾的精神畫像，引發(fā)不少人的共鳴。一些影評紛紛點贊為“全片最亮眼的改編”。

　　留白的藝術(shù)

　　也是表達的姿態(tài)

　　那么，哪顆“荔枝”更好吃?其實不必下結(jié)論。一個故事，兩種改編；兩顆荔枝，各有風味。

　　影視改編最有意思的地方，正在于它的再生能力——不是重復(fù)文本，而是借殼生長。

　　總的來看，兩版《長安的荔枝》都在自己的軌道上，跑得不偏不倚：劇版拓寬了故事的敘事維度，電影則壓縮成情緒濃度極高的職場寓言。兩者在人物動機與表達立場上的微調(diào)，也讓同一故事?lián)碛辛硕嘀孛婷病?/p>

　　這兩部《長安的荔枝》之所以能引發(fā)廣泛討論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找到了當下觀眾的“情緒共振點”：打工人身份、職場焦慮、制度迷思。不少人看完后在社交媒體上感慨，“我們每個人都是李善德”。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劇版和影版都對“一騎紅塵妃子笑，無人知是荔枝來”作出了自己的解讀。電視劇中，荔枝是一顆朝堂斗法的棋子，李善德也做出了自己的反抗。電影中，楊貴妃的纖纖玉手甚至都沒有觸碰到荔枝，就被別的事轉(zhuǎn)移了注意力。此時，鏡頭稍稍推遠，多少奇珍異果堆疊在桌上，荔枝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種水果而已。再回想這一路送荔枝耗費的無數(shù)人力心力，百味雜陳，令人動容。

　　劇中，貴妃雖然遙不可及，但她的“口腹之欲”成為整個任務(wù)的正當性來源。電影中，大鵬選擇讓貴妃“隱身”。這一“留白”，其實是一種審美判斷，更是一種價值選擇。

　　這顆荔枝不是給貴妃吃的，而是喂給觀眾，讓我們慢慢咀嚼的。

　　貴妃愛不愛吃荔枝，還重要嗎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