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法修正案(九)擬定新罪名“收受禮金罪”，以解決向官員進行情感投資的定罪問題，這是記者于27日在北京舉辦的2014年大成律師事務所刑事辯護高峰論壇上獲知的消息。(9月28日《京華時報》)

　　刑法修正案擬定的新罪名“收受禮金罪”，被媒體以“禮尚往來”入刑為題予以報道，立即引發(fā)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。社會各界之所以對此傾注如此大的關注熱情，無外乎兩方面的原因：一是現(xiàn)實中一些官員往往以“人之常情”“禮尚往來”為自己的受賄行為進行辯護，進而逃避或減輕法律的懲罰;二是公眾也很關心一旦“禮尚往來”入刑，那么作為官員正常的人情往來將如何界定，又何去何從。

　　這兩個方面的原因背后所揭示的，實際上一個是“禮尚往來”為什么要入刑;另一個則是“禮尚往來”應該如何入刑。先來說“為什么”。

　　根據(jù)先行的規(guī)定，官員單純收受禮金的行為不構成受賄罪，只能視情節(jié)輕重給予黨紀、政紀處分。這也就是說，即便一些官員利用逢年過節(jié)、婚娶喪嫁的機會收受了大量的禮金、財物，最多也只能給予黨紀、政紀處分，無法對官員形成真正有效的約束力和震懾力。

　　現(xiàn)行刑法規(guī)定，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，索取他人財物，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，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。這意味著，除了“索賄”，還必須滿足“為他人謀取利益”這一條件才構成受賄罪。但一些人或企業(yè)利用逢年過節(jié)、官員婚娶喪嫁的機會給官員送錢送物，進行的是一種“感情投資”或者說“長線投資”，并不會馬上變現(xiàn)，也就意味著國家無法以“受賄罪”來對這種行為進行定罪和懲處。這實際上等于是增加了一些官員借“禮尚往來”進行大肆受賄的隱蔽性、欺騙性和國家對行賄受賄進行法律懲處時的難度。

　　從這個角度來說，“禮尚往來”入刑，等于是堵住了“感情投資”的法律漏洞，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財物，無論是否利用職務之便、無論是否為他人謀取了利益，都可以認定為此罪。如此一來，就讓那些以人情交往、禮尚往來為名義進行的索賄、行賄、受賄行為都無法再鉆這種法律空子，打這種法律擦邊球。從編織更嚴密的反腐敗籬笆角度來看，此舉當然是值得肯定的。

　　現(xiàn)在的一個問題是，官員也是人，也有親朋好友，社會關系，也需要正常的人情往來，那么如何界定“正常”的禮尚往來和打著“禮尚往來”幌子進行的行賄受賄，就成為“禮尚往來”入刑能否得到真正貫徹實施的關鍵。這就需要我們在對現(xiàn)實情況進行充分考慮的基礎之上，制定具有現(xiàn)實可操作性的法律實施細則，把“正常”與“非正常”進行嚴格的區(qū)分，既避免誤傷了正常的“禮尚往來”，又能有效遏制不正常的“禮尚往來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