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家葛亮生于1970年代末，他的祖父是中國著名書畫家葛康俞，太舅公是陳獨秀，奉系軍閥褚玉璞是他外分的姨父，鄧稼先是他的表叔公，某種程度上，他的家族史甚至可以串起中國現(xiàn)當(dāng)代史的重要線索，或許正因此，他的作品中總有一種當(dāng)下作家少見的雄渾與歷史感

　　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記者/李行

　　葛亮去越南旅行，在一座寺廟里看到一段難忘的畫面。一位青年，臉上帶妝，頭梳發(fā)髻，身著長袍。他合眼念詞，帶著哭腔。稍許，他的身體開始微微顫抖，突然好像打了一個寒戰(zhàn)，似乎承受著巨大的痛苦。面前一個年輕女人開始與他對話。說話間，女人竟開始啜泣。青年隨后恢復(fù)平靜，不再言語。

   　當(dāng)時，葛亮并不知道這是什么儀式，只覺表演性極強(qiáng)。他上前與青年攀談，青年告訴他這是“問米”，嶺南一帶的招靈儀式。剛才問米的年輕女人是黑道中人的遺孀，青年所做的不過是背后有人托付于他，只是借他之口，叫女人安心。

　　后來，這段故事成了葛亮短篇小說《問米》的素材，小說中青年阿讓是越南流浪的通靈師，專解人間苦難。類似的故事還有被戴綠帽子的鋼琴教師密謀報復(fù)社會;冤死的知青魂靈附著人身回村報仇;變性人用鵪鶉試驗藥物的奇情故事。

　　七個受命運(yùn)試探的人組成了這部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說集《問米》。在不同職業(yè)人物主角的外衣下，葛亮所關(guān)注的，還是他一以貫之的主題：人之常情。

　　正如他在關(guān)于南京歷史的長篇小說《朱雀》中，寫了一個叫作泰勒的美國間諜，西方男人的性啟蒙也可以來自《金瓶梅》，聽女主人公唱《月滿西樓》也會心底潸然。另一部讓葛亮聲名大震的長篇小說《北鳶》雖然描寫的是歷史中的大人物，但也是從家庭史的角度來寫，他寫石玉璞(原型為奉系軍閥褚玉璞，葛亮外公的姨父)，并不是寫與張學(xué)良、張宗昌并稱奉魯直三英的梟雄模樣，也不是《秋海棠》里邊將其標(biāo)簽化的惡霸土匪，而是寫其作為一家之主的日常生活，寫其人皆有之的擔(dān)憂與顧慮。也正是這種深入歷史背面和人物內(nèi)心肌理的寫作方式，讓人們記住了葛亮。

　　南北書

　　葛亮至今出了兩本長篇小說《朱雀》和《北鳶》，《朱雀》敘述的是南京城及生活在這里的幾代人的滄海桑田、風(fēng)云變遷，《北鳶》是寫了一個虛構(gòu)的北方城市“襄城”。他將之統(tǒng)稱為“南北書”。

　　葛亮生長在南京鼓樓一帶，是今天南京較核心的部分，還留有舊都?xì)赓|(zhì)。朱雀門是南京的地標(biāo)之一，代表南京的正南方。早在東晉，南京秦淮河的二十四橋中，朱雀橋是最為華麗和宏大的。朱雀是一個昔日勝景的象征，給南京這座城市帶來了更多“舊”的氣息。也正因為曾經(jīng)過太多滄海桑田，在南京，野心與悵惘、巧合與錯失層層積淀，早已經(jīng)化為尋常百姓家的集體經(jīng)驗了。

　　《朱雀》中寫到的西市、東市，到現(xiàn)在也是如此。西市就是一個賣古玩的地方，許多東西都是假古董。那些仿古的店鋪，雖是黛瓦粉墻，但也造得粗陋。如果一座古都要開發(fā)旅游資源，似乎不該弄成這個樣子，但好像南京人就很無所謂。家庭主婦就在城墻上晾衣服、曬中藥、白菜。葛亮生活的科研所大院里住的都是知識分子，到了冬天，照樣把大白菜晾一院子，并不會刻意要保持所謂整齊。這就是過日子。

　　一直留在葛亮印象中的是位于漢口路的南京大學(xué)的生物樓。葛亮小時候常跟小伙伴一起去探險，進(jìn)去就能看到各式動物標(biāo)本，以及未成形或者畸形的胎兒，甚至有的就隨隨便便放在過道里，這讓葛亮認(rèn)為南京人的骨子里，“無可無不可”。

　　因為小說涉及城市的文化坐標(biāo)。有人真就按《朱雀》里的坐標(biāo)去游歷南京。“想想蠻有趣的，這是讓我感懷的事情。”葛亮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說。

　　除了文化坐標(biāo)外，食物也是他寫南京重要的一筆。葛亮在書中曾寫過一段關(guān)于汪精衛(wèi)的故事。汪剛來南京，鐘情于美人肝，這道菜的食材是鴨子的胰臟，非常小，一鴨一胰，所以做一盤美人肝，要40只鴨子，在當(dāng)時很不易得。汪精衛(wèi)常拿它做夜宵，到晚上，就用榮寶齋小箋自書：汪公館點菜，軍警一律放行。

　　南京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政治、歷史跟日常元素經(jīng)常交織在一起。這也是為什么葛亮喜歡寫這座城市的原因，它沒有那么肅穆，很多枝蔓非常有趣。

　　《朱雀》寫了許多民間場景和人物，作為作家，葛亮覺得自己不可能真的為民間代言，但他相信，有責(zé)任去幫助他們說出那個時代的心事。“我想講一個宿命的故事。但如果讓我講《朱雀》里誰是主角——我想說，城市才是。”葛亮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說。在《朱雀》里，他用一家三代串聯(lián)歷史，來表達(dá)南京。而到了《北鳶》里的襄城，這個虛構(gòu)出來的城市成為葛亮對于北方城市文化的一種綜合。

　　《北鳶》在講述盧、馮兩家日常生活及主人公命運(yùn)遭際的同時，常會隨情即景，暢談一番民國人事風(fēng)物，將人物置于宏大的時代格局中進(jìn)行審視。描寫內(nèi)容大至政經(jīng)地理、城鄉(xiāng)樣貌，小至烹調(diào)、書畫、服飾、曲藝，包羅萬象，被稱為一幅“民國清明上河圖”。

　　“因為我覺得無論中國的文化還是歷史，南北之間是一個很重要的命題，兩邊的文化氣息是完全不同的，我們中國人談起來北望家國，從來不會往南望，因為北方一直以來都是所謂的地理政治甚至于文化的中心。所以后來出現(xiàn)了民國時期海派文學(xué)，一開始那是個貶稱，所謂的京海之爭，那個海派實際上是一個被貶抑的對象。但其實南方文化也相當(dāng)?shù)呢S富，吳文化、江南文化、嶺南文化，甚至西南文化，各有它不同的歸屬。北方文化非常大一統(tǒng)，到了南方，因為它沒有一些所謂的政治格局的約束，變得更加開放。《北鳶》從讀者的意義來說也可以和《朱雀》進(jìn)行這種所謂的對讀。所謂先秦儒家，出中原齊魯，老莊出南方楚地，這就是兩種不同的文化品性。”葛亮說。

　　歷史“在場者”

　　中國近代史充滿動蕩與殘酷，在為《朱雀》做資料收集的階段，觸碰到的真相讓葛亮飽受折磨。尤其是“南京大屠殺”的部分，看了許多資料，夜晚常常做同一個噩夢，夢中只有一張毫無表情、閉著眼睛的臉。書中這部分其實著墨不多，但完成小說后，葛亮調(diào)整了相當(dāng)長時間，才能從這種情緒中抽離。“寫完那一段，我很能夠理解和體會為什么張純?nèi)鐚懲炅?lsquo;The Rape of Nanking’《南京大屠殺》之后走上了不歸路。”他說。

　　寫《朱雀》時，葛亮跟一個年長的前輩作家對談。葛亮認(rèn)為前輩們更多是歷史的在場者，是以己之身的經(jīng)驗還原歷史，而70后作家更多的是依賴所謂的文學(xué)想象去建構(gòu)歷史。史料可以作為磚瓦，但畢竟還是不一樣的，70后本身對于那個時代的把握，還是很難與自己的經(jīng)驗疊合。

　　但到了寫《北鳶》時，他有所調(diào)整。開始要求自己能成為那個時代的“在場者”，和那個時代及那個時代的親歷者直接對話。

　　1978年出生的葛亮，生于文人世家，祖父是中國著名書畫家葛康俞，太舅公是陳獨秀，奉系軍閥褚玉璞是他外公的姨父，鄧稼先是他的表叔公。某種程度上說，這個家族勾連起了中國近現(xiàn)代史。

　　當(dāng)時，葛亮祖父的作品《據(jù)幾曾看》的編輯希望葛亮以“有溫度”的視角表現(xiàn)這些祖輩人物，通過祖輩的生活經(jīng)歷投射近現(xiàn)代文化史上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況，類似陳寅恪女兒們寫的《也同歡樂也同愁》。

　　為此，葛亮最初申請了一個非虛構(gòu)的口述史研究計劃，三年間寫下了百萬字的研究資料。但后來葛亮還是將寫作計劃做了調(diào)整，改成虛構(gòu)小說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，當(dāng)年與其祖父有深入交往的歷史在場者像王世襄、范用，國立杭州藝專的同窗、師長輩的比如林風(fēng)眠、李可染、艾青、吳冠中陸續(xù)離世。“我會有種時間上的緊迫感，我必須現(xiàn)在寫，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搶救，我必須用一部作品，細(xì)節(jié)化、還原這一代人他們的自處以及與時代之間的相處狀態(tài)。”葛亮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說。

　　小說寫了男女主角文笙和仁楨在短短的20年之間經(jīng)歷的家族變故、戰(zhàn)火硝煙、人情冷暖、情愛生死，有些故事就來自葛亮外公和外婆相認(rèn)、相知、相戀的經(jīng)歷。也寫到了政客、軍閥、寓公、文人、商人、伶人等上百位經(jīng)典民國人物。這些人物幾乎都有出處，很多故事段落甚至直接來自于葛亮祖輩的日常生活。

　　“我們總在一種固化思維里探討到底是‘時勢造英雄’還是‘英雄造時勢’，實際上兩者在民國那個時代是相輔相成的。這就是為什么我特別想寫民國，民國給我們非常多元化的對歷史的表現(xiàn)立場和空間。當(dāng)時的整個社會格局，沒有現(xiàn)在這么格式化，每個人都有表述、調(diào)整自己的機(jī)會，個體和歷史之間也表現(xiàn)出介于主動、被動之間的辯證關(guān)聯(lián)。我想這也表達(dá)了自己的一種歷史觀念。”葛亮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說。

　　新古典主義

　　寫作之于葛亮，是一種沉淀之道。

　　受父輩影響，葛亮從小時候開始讀古典小說。父親通曉俄語，從小就給葛亮讀些舊俄時期的小說。同時，《閱微草堂筆記》《東京夢華錄》，包括比較偏的《耳新》《何典》等筆記體小說也對他影響甚深。這使他建立起最初有關(guān)文學(xué)審美的意識，敘事的技巧，以及語言運(yùn)用方面俗與雅的觀念。

　　俄國小說有天然的格局感，他小時候似懂非懂，它提供的語境也不是生活中能夠直接接觸到的，甚至因為太厚，有所抗拒。但許多東西還是會潤物無聲地滲透、影響。

　　很多人對葛亮小說《北鳶》中的典雅語言愛之深切，將之稱為“新古典主義小說”。蔣方舟甚至稱看此小說有看VR的感覺。這確實源于葛亮醉心于情境感的營造。

　　“仁楨第一次近距離觀察名伶言秋凰時，不禁感慨：看過她演的一出《思凡》。臺上那個人的光彩，身段與唱腔，美得不可方物。然而此時，立在眼前，卻讓她意外了。這意外是因為，這個女人的家常與普通。仁楨甚至注意到，她手袋上的一粒水鉆，已經(jīng)脫落，拖拉下一個很長的線頭，于是整個人，似乎也有些黯淡了。”這是《北鳶》對言秋凰出場的白描，只是一粒水鉆的特寫，便將一代名伶雍容華貴背后的黯淡頹唐傳神地呈現(xiàn)出來。

　　“我迷戀古典小說中的某種‘掌故感’，這在老一輩作家的作品中還會出現(xiàn)，但是在年輕作者筆下稀薄得多了。大約是因此，我會嘗試運(yùn)用白描方式，將這種感覺適當(dāng)納入到當(dāng)下的語境中來。”葛亮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說。

　　著名評論家王德威曾如此評論，“《北鳶》仍然充滿傳奇色彩。家族的興衰、時代的動蕩、亂世的情愛無一不備。不同的是，抒情意境大為提升。葛亮這回沉住氣，寫出一種想象的民國豐采，暗藏其中的兇險，以及終將來到的歷史嬗變。以淡筆寫深情，必須給予肯定。”

　　《朱雀》25萬字，葛亮寫了5年?！侗兵S》40萬字，葛亮寫了7年。接下來，他的長篇寫作計劃依然是歷史題材，甚至從民國到了前清。

　　很多人驚訝于他為什么要給自己制造難題，一次次選擇跨度這樣大的歷史題材。“小時候的閱讀，父母會著意安排我讀一些‘大部頭’，特別是蘇聯(lián)文學(xué)。宏大又厚重。兒時的閱讀其實造成我對文學(xué)的敬畏感，覺得文學(xué)門檻非常之高，所以長期安于做一個閱讀者。我完全沒想到某一天我能提起筆來，規(guī)律化地寫作。直到《謎鴉》獲獎出版后，我才發(fā)覺兒時閱讀給我最為珍貴的經(jīng)驗，就是教給我作為一個寫作者，應(yīng)該具備一種胸懷。不是只關(guān)照一時一地，而是把這些東西放在普世人性的層面去寫。有了大胸懷，就算是小題材小格局，你也可以寫出意義深刻的作品。”葛亮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