編者按： 1988年5月10日，沈從文在北京病逝，距離他去世已經整整30周年。

　　我們所熟悉的是那個寫出《湘行散記》《蕭蕭》《丈夫》《邊城》的沈從文，心境上沖淡而深情，但現實生活中，青年時期的沈從文總是窮愁不已、滿腹牢騷、自傷自憐。

　　沈從文是一個極為敏感的人，能比常人更易于感受到自然的美，他也說自己是一個“死心眼笨人”，“始終相信必需繼續(xù)學個三五十年，才有可能把文字完全掌握住，才可能慢慢達到一個成熟境地，才可能寫出點比較象樣的作品。”

　　他也是一個“執(zhí)拗”的人，然而這種“執(zhí)拗”卻沒給他帶來多少“好運”。他這一生，顛沛流離，各種磨難紛沓而至。在他的后半生，處在當時那個大時代馬上要變化的時刻，抵擋不住內心的崩潰，一段時間精神分裂，后來竟在家中用剃刀抹頸子、喝煤油自殺。

　　這種既敏感又執(zhí)拗的性情，也就沈從文了。從“流蕩湘西的尋路人”到“闖入文壇的鄉(xiāng)巴佬”，本該屬于他的偉大時代，卻在急風驟雨的政治變革中嘎然而止。此后的孤獨與坎坷，遠非一般人能理解與想象。

　　以上導語部分整合自鄧安慶：《沈從文：我是一個死心眼笨人》，以下內容摘自張新穎作品《沈從文的后半生：1948-1988》，其中縷出沈從文1948-1966期間走過的一些路，呈現他在動蕩年代里的內心生活。

　　終得擱筆，這是我們年齡的人必然結果

　　一九四八年在頤和園霽清軒度暑假期間，沈從文計劃“好好的”再“寫個一二十本”文學作品。

　　一九四八年十二月，沈從文的舊識、時任南京政府青年部次長的陳雪屏來到解放軍包圍的北平，搶運學者教授，通知沈從文全家南飛。沈從文選擇了留下。

　　他給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說：“北平冬晴，天日猶明明朗朗，惟十天半月可能即有地覆天翻大戰(zhàn)發(fā)生!”“北平可能不至于毀去，惟必然有不少熟人因之要在混亂胡涂中毀去。大家都心情沉郁，為三十年所僅見。……二百萬人都不聲不響的等待要來的事件。真是歷史最離奇而深刻的一章。”

　　很快，他對自己的文學命運也有了明確的預感。因為所編副刊?？?，他寄還來稿，在給一個青年作者的信中，說“中國行將進入一新時代，……傳統(tǒng)寫作方式態(tài)度，恐都得決心放棄，從新起始來學習從事。人近中年，觀念凝固，用筆習慣已不容易扭轉，加之誤解重重，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，亦終得擱筆。這是我們年齡的人必然結果”。

　　悲劇轉入謐靜，和和平平接受

　　一九四九年夏，出席北平第一次交代會的朋友到沈從文家中拜訪。左起：沈從文、巴金、張兆和、章靳以、李健吾。

　　一九四九年。沈從文雖然對自己的命運有明確的預感，但仍在強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，一月中旬，發(fā)展成精神失常。

　　三月二十八日上午，沈從文在家里自殺，用剃刀把自己頸子劃破，兩腕脈管也割傷，又喝了一些煤油。后被送往醫(yī)院急救，然后轉入精神病防治院。

　　自殺遇救后，沈從文的反應似乎不像此前那么激烈了，表面上張力好像松弛下來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，是“悲劇轉入謐靜，在謐靜中仿佛見到了神，理會了神?？匆磺?，再不會用一種強持負氣去防御，只和和平平來接受了。”

　　能夠接受命運，不是想通了，而是夢醒了。沈從文用了《紅樓夢》的比喻。“這才真是一個傳奇，即頑石明白自己曾經由頑石成為寶玉，而又由寶玉變成頑石，過程竟極其清楚。石和玉還是同一個人!”

　　痛苦和柔情如此調和又如此矛盾，極離奇

　　一九五〇年，沈從文與香港來的表侄黃永玉在家門前。

　　一九五〇年三月二日，沈從文被安排到北京拈花寺的華北大學進行政治學習，為四部五班學員;不久隨建制轉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，為政治研究院第二期學員。

　　八月，在給老朋友蕭離的信中，沈從文說到自己的情形：“在革大學習半年，由于政治水平過低，和老少同學比，事事都顯得十分落后，理論測驗在丙丁之間，且不會扭秧歌……”政治學習和娛樂活動都讓他產生格格不入之感。

　　八月八日這一天，沈從文在家里，天下了雨，他細致地看了院子里的向日葵、天冬草、蔦蘿、薄荷葉、無花果。天空如汝窯淡青，他一個一個房間走去，看著各樣家具。“從這些大小家具還可重現一些消失于過去時間里的笑語，有色有香的生命。也還能重現一些天真稚氣的夢，這種種，在一個普通生命中，都是不可少的，能夠增加一個人生存的意義，肯定一個人的存在，也能夠幫助一個人承受迎面而來的種種不幸的?？墒沁@時節(jié)這一些東東西西，對于我竟如同毫不相干。”

　　書架上一個豆彩碗，讓他想了許多。這么一個小碗， “充滿了制器彩繪者無比柔情，一種被轉化的愛，依然是使我從這個意義到生命彼此的相關性，如此復雜又如此不可解的離奇。”—“重新看到墻上唯一的圣母和被釘的耶穌。痛苦和柔情如此調和又如此矛盾。極離奇?？蓱z憫的是被釘的一位還是釘人的一群?”—他想到自己的創(chuàng)作，也就是將生命中的力量、痛苦和柔情轉化為文字，如同千百年前的制瓷繪畫工人把柔情、熱愛、受壓抑的生命轉移到一個小碗上一樣;可是，有誰能夠懂得一個小碗所蘊藏的豐富信息呢?“除少數又少數人能夠從那個造形那種敷彩方式上，發(fā)現到這個問題，抽象提一提，大多數人卻在完全無知中，把碗用來用去，終于卻在小不經意中又忽然摔碎。”

　　明白生命的隔絕，理解之無可望

　　伯牙鼓琴圖卷

　　一九五〇年十二月，沈從文從革命大學畢業(yè)。好幾位當時在馬列學院學習的作家鼓勵他再學習，再寫作?？墒?，沈從文回到了歷史博物館，從布置陳列、起草說明、撰寫展品特刊中的評價文字，到在陳列室做解說員，事事忙忙碌碌。

　　一天工作結束，已是暮色蒼茫。“獨自站在午門城頭上，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風景，百萬戶人家房屋櫛比，房屋下種種存在，種種發(fā)展與變化，聽到遠處無線電播送器的雜亂歌聲，和近在眼前太廟松柏林中一聲勾里格磔的黃鸝，明白我生命實完全的單獨。就此也學習一大課歷史，一個平凡的人在不平凡時代中的歷史。很有意義。因為明白生命的隔絕，理解之無可望，那么就用這個學習理解‘自己之不可理解’，也正是一種理解。”

　　一九五三年三月，歷史博物館給沈從文分了宿舍，在東堂子胡同五十一號。宿舍與院子的男廁所為鄰，此前還要路過女廁所，均為茅坑式，沈從文自嘲住處是“二茅軒”。

　　一九五五年四月，沈從文致信副館長韓壽萱，為他的苦心孤詣說明、辯解，只是希望，甚至是懇求館里能放手讓他去做文物研究，但觀念和認識上的差異，卻常常帶來壓力、阻礙，甚至是傷害。

　　在一次全國博物館工作會議期間，歷史博物館在午門兩廊精心布置了一個內部“反浪費展覽”，展出的是沈從文買來的“廢品”。不可思議的是，還讓他這個“當事人”陪同外省同行參觀，用意當然是給他難堪。

　　沈從文的文物工作，從一開始，不僅要承受現實處境的政治壓力，還要承受主流“內行”的學術壓力。

　　總而言之不醒

　　船還在作夢，在大海中飄動。原來是紅旗的海，歌聲的海，鑼鼓的海。(總而言之不醒。)(沈從文繪)

　　一九五七年四月，“大鳴大放”開始了。

　　四月三十日，沈從文在上海寫信告訴妻子：“這里報上正在‘鳴’。前天是小說家(巴金等)，昨天是戲劇界(曹禺、熊佛西、李健吾、師陀)，一片埋怨聲。”他的反應是，有點不以為然，不是基于對政治、體制、形勢的判斷，而是出于那種認為作家任何時候都應以自身作品說話的意識：“上海報紙上載作家鳴得相當熱鬧，真的熱鬧必然還在后面些，時候還未到。但是什么時候就到來?模模糊糊。真的鳴應當是各種有分量作品，訴之于萬千無成見，少偏見，且不為空氣控制影響的讀者。但是目下這種有資格說話的讀者，卻無多機會說話。這個讀者群應當包括教授(教這一行的)、編輯、作者和各種干部、學生、市民讀者。這個群的意見，比目下少數人批評就公道正確得多!”“這里出書極多，到一個書店去，滿架子是新書，問作家有什么特別引人的作品?沒有。”

　　五月一日這天，他畫了一幅速寫“六點鐘所見”，是從窗口望出去所見的情景。

　　艒艒船還在作夢，在大海中飄動。原來是紅旗的海，歌聲的海，鑼鼓的海。(總而言之不醒。)

　　時代的宏大潮流匯集和裹挾著人群轟轟隆隆而過—外白渡橋上正通過由紅旗、歌聲和鑼鼓混合成的游行隊伍—這樣的時刻，沈從文的眼睛依然能夠偏離開去，發(fā)現一個小小的游離自在的生命存在，并且心靈里充滿溫熱的興味和感情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。

　　臨深履薄，深懷憂懼

　　一九五九年，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新陳列室做解說員。(內山嘉吉攝)

　　一九六三年十二月，文化部黨組會議正式傳達周恩來總理指示，歷史博物館隨后建立起以副館長陳喬負責的領導協調體制，調配美術組陳大章、李之檀、范曾等人給沈從文做助手，按照沈從文提供的圖像和實物資料加以摹繪，另有其他相關人員配合工作。書名擬定為《中國古代服飾資料》，按照時間進度，要趕在十月前出版，向國慶十五周年“獻禮”。

　　至此，沈從文從一九六〇年開始實施的服裝史研究計劃出現了重大轉折。如此特別的重視，讓沈從文添了些隱憂，但總的來說他更感到欣慰，欣慰的是原本只能保留在他“個人頭腦”中的東西，終于可以“轉成為公共的知識”。

　　但六月二十七日，毛澤東在《中央宣傳部關于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會整風情況報告》的草稿上，作了關于文學藝術的第二個批示;七月二日，中宣部召開文聯各協會及文化部負責人會議，貫徹批示，再次開展整風。于是出版中斷。

　　沈從文給程應镠的信里說：“照理到了這個年紀，應活得稍稍從容點，卻經常在‘斗爭’呼聲來復中如臨深履薄，深懷憂懼，不知如何是好。”

　　幸存者

　　沈從文三弟沈荃女兒沈朝慧(右)到北京后與沈從文全家合影。

　　一九六六年七月，沈從文被調回博物館參加學習。等待著他的，首先是大字報。

　　“文革”初期，沈從文就作為反動學術權威受到沖擊，隨后成立“沈從文專案組”，清查沈從文的罪行：歷史罪行和新的罪過。依據郭沫若《斥反動文藝》中的斷語，他的歷史問題被定為“反共老手”;解放以來在歷史博物館工作，還犯有許多新的嚴重過錯。自然，他需要不斷地答辯、檢查、交代。從一九六六年七月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，他就做過六十多次檢查。

　　沈從文被安排每天打掃館里的廁所，有時候也做些拔草之類的輕微勞動。館里宣布，從八月起扣發(fā)工資，按家中每人十二元計發(fā)生活費，他每個月可以領取三十六元。

　　八月二十五日起，沈從文家接連被抄三次。到一九六八年八月，共被抄家八次。把認為有問題的書籍、文稿、書信等封存，交給群眾組織大聯委的“沈從文專案組”，供整理沈從文的罪行材料用。

　　沈從文當作女兒收養(yǎng)的沈朝慧被注銷了戶口，受脅迫離開北京回原籍鳳凰，后來就在各地的親戚間流徙，有一段時間到長春住在大姑媽家。

　　藏書盡失，兒女四散，一間小屋子，只剩下兩個老人。

　　但沈從文的遭遇，在那個“史無前例”的動亂開始的年月，還不是最悲慘的。八月中旬，他的老朋友巴金，在剛參加完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之后，也被隔離關進“牛棚”;老舍，在北京市文聯八月二十三日的批斗中，被掄著皮帶的紅衛(wèi)兵打得頭破血流，第二天投太平湖自殺，沒有人說得清他投湖的具體時間; 九月三日，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，在上海家中一同上吊自盡;同一天晚上，陳夢家，沈從文相識幾十年的朋友，在北京家里自縊而死。據粗略統(tǒng)計，僅八月下旬到九月底的大約四十天時間里，僅北京市就有一千七百多人被打死，三萬三千六百多戶被抄家，八萬四千多名所謂“五類分子”被趕出北京。

　　沈從文家被抄了，女兒被趕走了，畢竟他人活著—幸存者將承受源源不斷的凌辱和苦難而活下去。

　　《沈從文的后半生：1948-1988》，張新穎著，上海三聯書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