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漁(1611年-1680年)，是蘭溪人，曾多次往返衢州境內(nèi)，留下不少記人敘事的詩文，其中《龍丘邑宰盧公異政紀略》及《盧公復任紀略》，講到龍游縣令盧燦利用群眾看戲的機會發(fā)動大家修筑堰壩的故事，饒有意味，說是“縣城南有澗口，后毀于洪水。六月，百姓在澗附近賽會，搭臺演戲，觀者萬人。知縣盧燦事先備草鞋一雙，木樁、土筐等數(shù)千。正當大家看戲時，他穿上草鞋帶頭跳入水中安木樁。于是，眾人響應，爭先恐后，不半日便將澗口修成。”

　　不愧是一代名家，龍游知縣當年發(fā)動群眾興修水利的一件公事，經(jīng)李漁之筆一敘，就變得具有特別強烈的畫面動感和戲劇效應。李漁對知縣本人著墨不多，但不經(jīng)意間就把一名接地氣、善借勢、作表率、能成事的地方長官刻畫得形象生動了。

　　龍游位于衢江下游，平時水資源相對豐沛，但汛期水勢也往往來得兇猛，古代以石木修筑的各類堰壩工程，經(jīng)常因洪損毀，給當?shù)剞r(nóng)民田地灌溉帶來致命影響，百姓常常為之心痛，官府常常為之頭疼。

　　龍游又地處衢婺之間，老百姓對傳統(tǒng)戲劇格外鐘愛。明清時期，每逢重要的節(jié)日廟會或春節(jié)前后的農(nóng)閑時節(jié)，幾乎村村演戲、人人看戲。鄉(xiāng)間流傳的戲諺“鑼鼓響、腳底癢”，便是老百姓喜歡看戲的典型寫照。

　　體察民情、關心民瘼、舒解民困，歷來是為官之道、為政之要，古今皆然。“眾人響應，爭先恐后，不半日便將澗口修成”，或許有一定的文學夸張修辭，但盧燦主政龍游期間治水修堰之事是確鑿可信的，雍正年間的《浙江通志》即載有余勉的《修北澤堰記》。

　　西安知縣陳鵬年:創(chuàng)建網(wǎng)格管水模式

　　湖南湘潭人陳鵬年(1663年-1723年)，《清史稿》有傳，字北溟，別字滄州。據(jù)民國《衢縣志》載，陳鵬年任西安知縣只在康熙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，時間并不太長，但留下的政績名聲卻相當不俗。清代就有不少文人筆記開始傳頌陳鵬年的西安治績。如清人陳康祺《郎潛紀聞二筆》有《陳鵬年任縣宰時循績》一文，民國《浙江通志》對陳鵬年的西安治績著有更詳實的記述。較為詳實地記錄他“留心水利編甲督堰”和“嚴檄奸民聚眾開礦”兩項功績。

　　關于“留心水利編甲督堰”之績，大致是這樣的：西安縣自宋元以來，先后興建了石室、黃陵桃枝諸堰壩。至清代，許多堰渠失修。陳鵬年到任后，深入調(diào)查，發(fā)現(xiàn)水利失修的主要原因在于管理機構(gòu)不健全、水費負擔不合理。于是，便將全縣水堰承田(受益田)編為十甲(即10個片區(qū))，擇甲內(nèi)田多而齒壯者僉為堰長。由堰長牽頭帶領田戶共修堰壩，所需工夫物資費用，由受益田畝合理負擔。當時每畝田年出水費僅3厘2毫，群眾樂于從事，水渠整修一新。陳鵬年在疏通城濠之后，特意在柯山門外引水渠上建立分水閘，天旱時可以放水灌溉東郊農(nóng)田，鄉(xiāng)民稱為“陳公閘”。

　　仔細體會陳鵬年“水利編甲督堰”的實施辦法，其將全縣水堰承田編為十甲，實際上與我們前些年所推行的“網(wǎng)格化”管理如出一轍。也就是說陳鵬年早在300多年前就在衢州創(chuàng)建了“網(wǎng)格化”的管水模式，確實夠先進的，不能不令人欽佩!而且從制度創(chuàng)建的角度來考量，浙江近年來所創(chuàng)設的“河長制”與陳鵬年推行的“堰長制”，似乎也是頗有淵源。

　　西安縣丞張應麒:斬子血祭護水制度

　　宋代西安縣丞張應麟，因治水殉職而載入史冊。

　　石室堰以爛柯山石室而得名。原址在黃荊灘上，始建于宋乾道二年(1166)。民國《衢縣志》載：“宋南渡時創(chuàng)為此堰，縣丞張應麟實董其事。”據(jù)舊志載，可灌田20萬畝?？滴酢夺橹莞尽贩Q，“石室堰為西安水利第一”。張應麟究竟是自沉，還是因公失事，現(xiàn)已無從考證。民間感念其以身殉職，在堰北建祠以為紀念。

　　張應麟修堰治水殉職，史書有文字記錄，民間有專祠祭祀，應是不爭之實。但柯城石室一帶還流傳張應麟斬子血祭護水制度的故事，雖不足以信，卻也非常感人。民間演繹出如此的故事，也許是出于一種對歷史人物的敬重，也許還飽含著一種對護水制度的敬畏。這種敬畏倒是可貴的，無論古今，制度性保障總是不可或缺的，誠如當下轟轟烈烈的“五水共治”，如果缺乏長效保護機制，許多治水成果就可能反彈回來、甚至功虧一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