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籍修復場景

　　歷經兵荒馬亂，劫后余生的《永樂大典》如何修復?洞窟里沉睡千年，承載海量歷史未解之謎的《敦煌遺書》又如何被當代人所解讀?

　　12月7日至10日，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《紙張保護：東亞紙張保護方法和紙張制造傳統(tǒng)》研討會在寧波舉行，來自中國、日本、韓國、朝鮮和蒙古國五個東亞國家的專家學者，就這個歷時7年的文化保護項目進行了交流探討。

　　研討會上，國圖文獻修復組專家、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古籍修復的代表性傳承人杜偉生，特地向大家講起了《敦煌遺書》的修復過程。

　　袁恒通的“棠云手工紙”作坊

　　已從業(yè)40多年的杜偉生，在古籍修復上經驗豐富，技藝超群，但《敦煌遺書》的修復過程仍讓他印象深刻。

　　“國圖對敦煌遺書的修復至今也歷時二十幾年了，這真是一個慢工出細活、要求盡善盡美的過程。”杜偉生解釋，敦煌遺書本就是裝幀簡單、古樸的古代文獻，如果按傳統(tǒng)修復如裱畫般的工藝來操作，“邊兒也裁齊、前后都加上綾子”，那就不是原來的敦煌遺書了。

　　自敦煌遺書起，國圖文獻修復組開始采用新的修復原則——“整舊如舊”。“現在的修復要求真實性，不能干擾原有的文物信息，讓人能看出哪兒是原件、哪兒是修補的地方。”這種修復方式不僅最大限度保留了敦煌遺書原有的文獻信息，也簡化了流程，提高了修復效率。

　　經杜偉生和他的同事之手，敦煌遺書、《趙城金藏》、《永樂大典》、《四庫全書》及西夏文獻被當代人所認識解讀。

　　如今，杜偉生的經驗已融入了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發(fā)布的《紙質文物保護與修復操作指南》。

　　的確，如何讓紙張活得更好更久，已是全世界共性難題。不過，南國書城天一閣，對古籍的修復技術同樣精妙。

　　古籍修復中

　　天一閣博物館的古籍《臺東澗溪鮑氏宗譜》與文書《清光緒三年張嘉祿翰林院庶吉士敕封》兩個修復案例，特被寫入了《紙質文物保護與修復操作指南》，并詳細介紹了古籍與文書的修復流程。

　　文書《清光緒三年張嘉祿翰林院庶吉士敕封》是鄞縣欽點翰林院編修的敕封，長124厘米，寬56厘米。“文書原本貼在墻上，因為年份久遠，紙張完全脆化，毫無纖維拉力。”天一閣博物館藏品修復部主任王金玉描述，只能先加固再揭取，找尋類似紙張先補了一層，再運用書畫修復技藝完成。

　　而《臺東澗溪鮑氏宗譜》幾乎包含了古籍所有的問題，紙質脆化，破損殘缺嚴重，缺頁嚴重，書背裝訂處有小塊殘存，中間相對完整，后面也殘得厲害。蟲蛀、霉蝕、絮化、水漬、褶皺等多種病害都有。

　　“《臺東澗溪鮑氏宗譜》是天一閣館藏的家譜，是天臺縣下澗溪村的鮑氏宗譜，由寧海鮑氏后人捐贈。”王金玉介紹，《宗譜》為清乾隆五十二年(1787年)追遠堂修訂，木活字本，共2冊(上冊168頁，下冊140頁)，六眼線裝，開本極大，書高49.6厘米，寬37.1厘米

　　修復后的古籍頁面

　　化腐朽為神奇，修復古籍的各種技術手段都在《臺東澗溪鮑氏宗譜》綜合運用。這幾乎是一次教科書般的修復過程：同時運用不同修復技法，又要彼此協(xié)調以確保修復后書頁的平整，因此其修復過程極具代表性，對其他古籍的修復工作具有良好的參考作用。

　　“真實性”“可再處理性”“最少干預”是修復原則。“清洗去污，同時降低紙張酸度;選擇濕補法、干補法修補書頁;對紙質尚好但有破洞和殘缺的書頁，以修補為主;脆化、絮化的書頁待補洞完成后用薄皮紙整體托裱加固。”王金玉說，“修復用紙宜薄不宜厚，宜淡不宜深。根據《臺東澗溪鮑氏宗譜》前期調查結果，我們選用奉化棠云的竹紙作為修復用紙，選用薄皮紙作為加固用紙。”

　　如今，修復后的《臺東澗溪鮑氏宗譜》書頁平整、書口整齊、字跡清晰、無洇化、無褪色，恢復了原有的文獻價值和藝術價值。

　　一頁頁薄薄的紙張組成的書籍是流轉在時間里的智慧結晶。來自日本的東亞文化遺產保護學會紙質文物保護專業(yè)委員會會長岡興造認為，東亞就是基于紙張這一基礎媒體而形成的共同文化圈，東亞地區(qū)要協(xié)力留住紙質文物。

　　寧波天一閣所藏部分古籍

　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館刊主編羅南熙，也在看完奉化棠云的古法制后感慨說，“從一棵竹子到一張?zhí)脑萍?，需要經歷72道工序，花費4個月時間。這么古樸的方式很難見到了，我簡直不想走了。”

　　更有專家提出這樣的疑問，“中國的造紙術是從什么時候流傳到東南亞的?是什么樣的途徑流傳的?我們希望通過各國的共同研究，把傳播的途徑找到。因為這是文明的途徑，我們認為‘紙之路’的文化意義不亞于‘海絲’，并且在未來一定能找到答案。”